无论是从性质还是从功能考虑，此类职权均不可授出。

此外，公众参与改革试点工作是除授权机关之外实现民主控制的重要机制，既可汇聚各方意见为改革试点提供信息方案，亦可凝聚公共舆论促进民主监督。总而言之，授权地方试点改革应当被置于央地关系的宪法框架下，依托宪制谋求央地协调和区域间均衡。

但在立法与行政关系下，当行政因为面临立法局限而无法积极作为时，除诉诸立法监督程序反映立法局限、等待立法完善外，尚无行之有效的协作机制来及时解决这一问题。具体到特定事项，就会引发职责混乱和争议。（2）作为常设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代为行使部分职权。更为关键的是，改革本身是利益的再分配过程，授权改革试点就要考虑为这一过程搭设各方参与的平台和民主审议框架，在提升改革试点民主正当性的同时，也通过汇聚各方诉求和方案来推进试点的科学性。在承认自由裁量和行政专业理性的前提下，民主正当的实现主要有三种路径：一是事先的民主框架约束，尤其是职权的合法性来源宣示。

所以，早期的权力分立原则严格禁止授权。上述授权均明显产生了不同国家机关之间职权转移的效果，被授权机关根据授权决定，在特定事项上享有了原本不享有的立法权或重大事项决定权。在权力混合领域的具体事务治理中，为了更好地实现职能，再纠结于职权的原本归属既无必要，亦无意义。

例如，为回应治理实践的复杂性，行政机关通常需要混合包括决策和执行在内的多种职权。明确这些标准，有助于科学选择试点地区，更有利于发现和挖掘试点问题，检验试点效果，提炼可普遍适用的方案。在确定国务院自主决策领域时，须考虑国家立法权的专属性、国务院的民主正当性、国务院在该职权事项上的执行性，以及宪法根据的原则性等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既能解决职权模糊问题，更能确定功能适当机关来行使职权，以更好满足实践需要。

通过这种反思，授权既是持续的试错过程，也是动态的调适过程，在不断试错和调适中蕴藏着未来更优职权配置的变迁可能。面对这一问题，除通过暂时调整来弥补特定职能不足这一功能之外，授权还有两重功能： 1.试验性的探索功能。

授权引发了职权转移，就要思考职权转移能否更好解决当下问题，能否使职权配置更符合未来预期，能否给权力结构带来更新契机。其结果是，国务院要么因职权不明确而不能履行应有职能，要么无视职权限定而扩大自身职权。作为一项协作机制，授权以最直接的方式绕过繁杂的科层管理体制和繁冗的程序机制，降低体制运行负担和成本，对实践需要作出最快反应。有效治理价值体现为以下三种规范性要求： （1）合理分工，各司其职。

二是事中的过程控制，即为行政活动提供一个政治过程，确保各种受到影响的利益得到公平的代表。内容提要：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产生了职权转移的效果，引发职权主体、职能、程序和责任形式的变化，可谓是一种隐蔽的宪制变动，因此要从权力配置视角来审视其影响。尤其在不确定性加剧的复杂治理过程中，权力的影响范围往往超出文本设定，职权边界会变得日益模糊。具体到特定事项，就会引发职责混乱和争议。

对改革成本的预估、对公民权利的影响、对制度如何调整的判断等，都是重点分析内容。试点评估往往依赖被授权机关的自我评价。

作出授权决定，应当是谨慎而负责任的——授权主体既要为授权进行宪法证成，更要设定合宪性的规范要求。但在具体治理实践中，权力混合客观上制造了宪制的模糊状态，引发职权争议，不利于职权的有效行使。

授权引发的职权转移，不仅在形式上打破了稳定的权力分工结构，更实质性地影响到了权力配置关系。当然，授权作为消除因权力混合而导致的模糊和争议的宪法机制，其适用范围也应限于权力混合领域。如此一来，授权对宪法权力结构的冲击就会慢慢叠加，最终造成不利后果。这种情况广泛存在于权力配置及其运行过程中，可能会对一定范围内的合理分工格局产生结构性影响。（2）权宜调整的范围应局限于个别性和局部性的职权。我国国家机构的设置，内含任务—职能—权限—责任四要素逐层匹配的规范原理。

在目前纵向政府职责同构的情况下，应当尽量授予事权一线。当然，科层体制和程序机制所承载的防范恣意功能不容绕过。

此类职权由于关涉主权事项，原本应由全国人大行使，但全国人大的非常设性特征无法满足该类职权的常备性和及时决断要求，就只能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代为行使。排除范围包括两项：一是《宪法》第62条列举的专属于全国人大的职权。

随着行政国家的发展，授权因满足了行政规制的现实需要而逐渐获得承认。所以，授权不能脱离作为其规范前提的权力配置体系，更要在这个体系中谨慎而负责任地为自身进行宪法证成，以防冲击到稳定的宪法权力结构。

基于此，授权应予严格控制。《立法法》第9条规定了绝对法律保留。再迫切的实践需要，也不能淡化和遮蔽整体意义上的权力配置思考。（3）授权限度的明确性，即为平衡授权的风险和效益，防止试点越界，须设定授权的限度，包括对授权期限、范围、方式、手段等方面的限制。

（3）在权力运行实践中，即便是较为清晰的权力划分，也会由于所面对事务的复杂性而进行职能变迁和新的整合，从而客观上产生了特定职权的混合状态。1.全国人大不能就宪法专属事项进行授权，可就宪法优先事项进行授权 全国人大有权力边界，这一点可从其作为宪法修改机关亦受到限制来获得确证。

有了这种考量，就超越了个别化处理的单向视角，也从静态的文本设定和抽象教义中超脱出来，而具有了经验与逻辑相统一、具体与抽象相结合、微观与宏观相辅助的科学视角，有助于面向现实秩序阐述权力配置的更恰当内涵和适当模式。而授权导致决策权和执行权的混同，扰乱合理分工关系。

我国宪法从一开始就摒弃了形式主义的权力分立观念，因而不会像西方分权体制那样对授权有着一种无法释然的执念。六、结语 立足于权力配置的视角，实践需要和规范安排的紧张关系，是有效治理和民主正当两种价值冲突的呈现。

根据功能适当原则的指引，授权确定了最适合实现职能的机关，促进民主正当和有效治理在特定事务上的功能耦合。其理由是，《立法法》作为宪法性法律，对授权的合法性确认实际上产生了扩充宪法或解释宪法的实效。（2）权力混合与不同权力之间通过合作达成共同目标的实践需求有关。在学理上，授权目的、事项、范围、限度的明确性，被视为授权明确性原则的主要内容。

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中，授权就不会像在西方权力分立体制下那样被视为例外，相反却具有宪法基础和宪制空间。2.局部与整体的反思性平衡功能。

在西方分权体制下，授权由于牵涉到立法与行政关系的变动，一开始就是被置于权力配置的视角下来讨论的。如若随意转移职权，就会破坏权力配置背后的对应关系。

从权宜调整，动态稳定在有效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来看，如果缺乏权宜调整手段，权力结构就会僵化，以致减损治理的有效性。当然，为实现这一功能，就必须构建有效的授权评价、总结和反思机制。